一、东林党
万历九年张居正改革，使明清的形势略有好转。但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加之内阁首辅的相互倾轧，引起朝野的强烈反对，改革第二年张居正病死；一些大臣指责张居正贪污受贿，万历帝令抄其家产，约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故罢官削爵，并将改革的许多制度废除 ，使明王朝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万历皇帝终年深居宫中，不闻政事，朝内外诸事全由大臣和宦官处理；中央和地方很多衙门官缺不补，或官不到任，无人主事，甚至户部没有钱给军队发饷，礼部无人接待外国使者，各级官僚的精力全集中在争权夺利上了。
1、东林党与贵族集团
自万历以后，内阁首辅之争被党派集团的争斗所代替，朝廷中党派林立，一类是贵族大地主，当权派攀附于皇族，如以内阁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一类是代表中小地主，在野人士和工商阶层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两党在争权上直接冲突，在政治主张上也互相敌对。
东林党是万历年间形成的。直接的原因是“争国本”问题，万历帝欲立宠妃郑贵妃之子常洵为太子，许多大臣要求立长子常洛（皇后无子，常洛也是妃子所生，故吏部郎中顾宪成主张“无嫡立长”）惹怒万历帝，罢官回故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 。一批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官僚士大夫也集于此，渐渐形成一个宗派，称为“东林党”，其真正的产生原因，在于江南地区工商业发达，同时也是土地集中最高的地区，大地主大商人阶层受到官僚地主的压迫，与当政的官僚产生对立、敌对，实质是封建制、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新生产方式的对立。
东林党人多是在野的官僚士大夫，其对立面是执政的以万历、郑贵妃为首的大官僚阶层。尽管万历帝被迫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东林党人被重新招回中央任职，但他们仍旧与腐朽的皇室为代表的大官僚阶层对立。东林党人在中央力争掌握具有弹劾权力的官职和具有任免官吏权力的吏部官职，压制旧官僚。东林党人主张，第一，反对大贵族官僚的掠夺，特别是矿监、税监；第二，要求给整个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以权力，“公天下以选举”，反对大贵族垄断政权，显然其要求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直接触犯了大贵族官僚、包括皇帝在内的切身利益。双方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
东林党在朝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三案，一是廷击案，常洛立为太子，居东宫时，郑贵妃与其兄支使苏州无赖张差持木棍闯入东宫，企图打死常洛，被太监拦住，二是红丸案，神宗万历死后，常洛立为皇帝（光宗），但在位一月即因患痢疾卧床，郑贵妃反而指使太监进泻药，病更重；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食二丸而死。三是移宫案，光宗死后，郑贵妃等人将太子由校移至乾清宫，不居东宫，以图擅权，另立他人，东林党人要求将太子移至东宫。当太子由校继位后（熹宗），因此三案就大力压抑郑贵妃一派，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的几乎全部要职。
2、东林党与阉党
郑贵妃一派失势后，又兴起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东林党对立。魏忠贤是肃宁县无顿，与群恶赌博不胜，为人所羞，恚而自宫为阉人。入宫后当小太监，投由校乳母客氏，渐为太子由校所宠，由校继位后，魏忠贤也逐步掌了实权。本来魏忠贤不识字，因客氏的原因，却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实际上转述皇帝的命令，让别人记录。魏忠贤为了专权，见皇帝性情机巧，喜欢自操斧锯锥凿之事，每引绳削墨，忠贤皆趁机奏事、帝厌之，曰：“联已悉矣，汝等好为之”魏忠贤由此借皇帝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了。结党营私，排斥异已。魏忠贤一方面收罗原反对东林党的人，结成一派；一方面掌握了皇帝，使皇帝疏远了东林党。
魏忠贤与原渐、宣、昆党等结成一派，既是秉笔太监，又掌握东厂，有权有威，遍布暗探，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内外大权，一归忠贤”，远近亲戚，皆列公位，官僚们也趋炎附势，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被封为“九千岁”，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为其建“生祠”，一时魏忠贤“生祠”遍天下。与此同时，又利用权势打击东林党人，将东林党人从中央要职上罢免下来。此时东林党的首领杨涟等人上书皇帝，罗列魏忠贤二十四项奸恶，引起阉党对东林党的镇压。借口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在与大金交战中失陷广宁城一事治罪时，杨涟等人受其贿赂为之说情，将杨涟等逮捕，杖毙狱中。又翻旧案，将罪过推在东林党人身上，由党羽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按名单索杀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或被杀，被流放，被禁锢，并毁掉全国所有的书院，以绝东林党之后，[据载，当时杨涟被捕时，士民数万，拥道攀号。死后抄其家产，母妻及二子无依靠，乡民争救济之。可见当时东林党的威望]。
在魏忠贤杀戮东林党几尽的时候，熹宗病死，阉党失去了依靠；东林党人乘机拥立信王、熹宗堂弟由检继位（熹宗无子），是为崇祯帝。崇祯帝恨阉党之所为，故诏令魏忠贤入内侍读奏章，魏忠贤不识字，帝斥之；崇祯每入见母张后，总见张后读书，只读《史记•赵高传》，崇祯已明白张后的意思。渐渐压制魏党。朝野内外见状，在宫门内外张贴名榜，罗列魏忠贤罪状及党羽名单。崇祯帝令魏忠贤“风阳安置”，魏忠贤自知大势已去，在路上自缢而死；人们争戮其尸。东林党重新得势。但仍存在党派之争，并且此时东林党已失去起初的进步性，成为门户、权利之争，东林党以定逆案来镇压阉党，阉党以叛逆案来排斥东林党。结果是争斗不已。
二、复社
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而以江浙一带尤其。万历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更出现了阉党擅权局面，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人甘当魏忠贤的死党。张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后继自任，主张“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吴伟业《复社纪事》），反映着“吴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该社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社会影响极大。主要集会有吴江尹山大会(1629)，南京金陵大会(1630)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这几年间，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为此招致执政大僚温体仁等的嫉恨，又有陆文声等上疏参劾二张“倡导复社以乱天下”。于是朝廷下严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学士，此案才未酿成大狱。不久张溥病死，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一阶段。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周钟参加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为李起草登基诏书，而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复社士子不满于阮大铖招摇过市,贪赃误国,曾联名写出《留都防乱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状,迫使他“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把持朝政，对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迫害。清兵南下时，复社不少成员仍坚持武装斗争，陈子龙、夏允□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曾领导嘉定军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复社成员又遁迹山林，顾炎武、黄宗羲等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杨□，方以智、陈贞慧等则削发为僧，隐居不出。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也有少数人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入仕清朝。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二阶段。
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祖述“六经”,并无特别的创见。但由于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积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就有别于前后七子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
复社成员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张溥、张采等人曾“分主五经文章之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继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成立复社，其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２０００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他们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权奸宦官，同情民生疾苦，讴歌抗清伟业，抒发报国豪情，富有感染力量。他们虽拥护前、后七子，却不同于他们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派、竟陵派的空疏。标志着明末文风新的重大转向。其中陈子龙为诗歌的代表，张溥是散文的代表。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或入仕清朝，或削发为僧。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为清政府所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