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危机的加重
在明朝的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只有太祖，成祖二人；以后的皇帝或残暴、或平庸，没作出什么事情。成祖以后是仁宗（一年），宣宗（10年），朝政借前代的基础稳固一些，至英宗以后，各方面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1、内阁倾轧
由于太祖、成祖使专制主义高度强化，特别是废除丞相，诸事统于皇帝，就出现了协助皇帝办公，但不是执政机构的内阁；随着皇帝的懒懦、宦官管事越来越多，就酿成了内阁之间的倾轧，宦官的专权，以及阁臣和宦官之间的矛盾。[极端专制的积弊]
内阁自成祖时出现，到宣宗时正式定制，但一直不是执政机构。随着大学士兼六部尚书，实权固定，权势渐重。英宗继位时仅九岁，太皇太后听政，而具体政务由五大臣处理：但掌实权的是内阁大学士“三杨”。杨士奇等人先把大臣给皇帝的奏章提出处理意见，再交皇帝裁夺，称为“票拟”，位高权重，内阁的权势进一步加大。后来规定，内阁设首辅（首揆）、次辅、群辅，以首辅主“票拟”，统辖内阁；而内阁学士兼六部尚书，所以尽管没明文规定，首辅的权限已不限于“票拟”了，已与丞相的权限不相上下了。所以首辅一职成了大臣们特别是内阁成员争夺的中心。经过几十年的明争暗斗，到明世宗（嘉靖帝）继位后的“议大礼”事件时达到高潮。
明武宗死后无嗣，由堂弟朱厚璁继位，是为世宗，在立庙时，如何称呼生身父母，引起争议。首辅杨廷和主张，世宗应尊其伯父、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生父为皇叔考，以“正 统私亲，恩礼兼尽”。但嘉靖帝大怒说：“父母可更易如是邪”，下廷臣议。张璁等人为迎逢皇帝心意，主张其生父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并尊生母为圣后，结果张璁得宠，升任首辅而杨廷和被免职，追随杨廷和的一班人或下狱，或流放。
张璁任首辅后，“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明史•夏言传），但多数大臣都因“议大礼”事件鄙视他，仇恨他，暗中与之对抗，结果形成了以礼部尚书夏言为首的反对派。嘉靖帝也疑心张璁专权，就免其职，而任用夏言为首辅。
夏言任首辅后，拉帮结派，引同乡、同僚进内阁。其同乡之一严嵩就是被夏言引进内阁的，作为夏言的门客，严嵩表面对夏言顺从，内心则想取而代之。当夏言发现严嵩不太顺从时，又予以欺凌，欲罢其官。恰巧此时河套地区有外族入侵，陕西总督曾铣在夏言支持下率军抵抗，严嵩乘机上书皇帝，说夏言轻起战端，结果夏言被杀，严嵩升任首辅。严嵩任首辅长达十五年，“遍引私人居要地”（明史传），其子严世藩任工部左侍郎，号称“大丞相、小丞相”；后来其子被诛，严嵩被免职时，查抄家产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严嵩是被徐阶参劾而取代的。
徐阶任首辅时，引进东宫同僚高拱为大学士，嘉靖帝死后，穆宗继位，因高拱当过穆宗的（太子时）侍讲，开始与徐阶争权，两年后取代徐阶任内阁首辅。不久，高拱又被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取代。明中期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昏暗。
2、宦官专权
本来明太祖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弊病，在强化专制集权的同时，对宦官的防范是很及时的。建明初年即说，宦官阉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则目蔽，用为心腹则心腹病”，并在殿堂立三尺铁牌，上书八字“内侍不得干预朝政”。但到明成祖继位后，成祖觉得大臣多不可靠，如齐泰、黄子澄协助建文削藩，后大臣方孝儒等谴责成祖夺位，拒不具草诏书被杀；而在中央的太监却给朱棣递情报。故家奴比大臣可靠，开始重用宦官。成祖以后直至明亡，宦官专权一直是难以克服的内患。
宦官有二十四个衙门，其专权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批红”，即记录皇帝的命令，代皇帝批阅奏章，裁夺“票拟”意见，此事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办理，久而久之，太监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改动皇帝的命令。二是插手司法，明太祖设锦衣卫，纠辑谋反者，由大臣掌管，成祖时加设东厂，成化时加设西厂，正统时加设内厂，连东、西厂也在纠察之内，由宦官掌管，专门纠察各级官吏的“犯上、谋逆”行为，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司法机关批准，即可逮捕。英宗时，还派太监审理大理寺狱囚，太监金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明史•金英传）。三是插手军事。代宗、英宗时，京师设“团营”护城，即由宦官节制，并到地方监军，掌握一部分军权。
最早专权的王振，原在东宫侍英宗，英宗继位时才九岁，长大亲政时，太后曾教给英宗凡事询问“三杨”，并要杀王振，英宗求情免。太后死后，王振无顾忌，拔去太祖所立禁内侍干政的铁牌，大臣们对之极尽谄媚，公卿称之为“翁父”，皇帝称为“先生”。接着是宦官曹吉祥总领京师三大营，又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的义子曹钦想当皇帝，率兵攻打皇宫，兵败被杀。宪宗时汪直专权，控制西厂，“威势倾天下”，以致当时人“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朱天子”。[《明史•汪直传》说朝中一个小太监醉酒骂人，别人吓唬他说皇帝来了，他继续骂；说汪太监来了，他拔腿就跑。]孝宗时太监李广收贿赂，按送礼多少封官，抄家时发现有一本贿赂账，记事本。武宗时刘瑾专权，北京城里传说朝中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写奏章要一式两份，一份给刘瑾，一份给通政司转皇帝；并亲自设立和掌管“内厂”，连东、西厂的人员也在纠辑之列。万历时，冯保专权，连皇帝都怕他。但须说明，这些宦官干政虽多，但没达到汉唐后期那样的程度，宦官可以废立皇帝；而终明一代皇帝始终抗制着宦官，后来刘瑾也以谋反罪被诛（初帝不信，及发现其家有玉带等禁物，方信而诛之）。
多数大臣都与太监有矛盾，但结果或被诛、贬，或卖身投靠，不敢与之抗争，更不敢批评皇帝。敢于直言者只有海瑞一人，海瑞给嘉靖帝上书，言朝政多弊，直言批评皇帝，嘉靖逮捕之，旁人劝道，海瑞上疏前已自备棺材，散家仆，诀妻子，舍身进谏，嘉靖帝方作罢。但在明朝，这种刚直官吏极少，或参与内阁争斗，或附于太监之下，吏治不举，社会矛盾一向很尖锐。
经济上——皇庄、王庄增多和剥削的加重。皇庄是以皇帝名义掠夺土地，设置的庄园，地租收入归皇帝；同时还有王庄，即以封王包括公主、驸马等名义建立的庄园，地租收入归封主。明成祖朱棣在洪武年间为燕王，为扩大实力，增加军队，在宛平县占民田，设私庄，称“王庄”。称帝后改为皇庄，是设皇庄、王庄之始。其后仁宗在位时设三个皇庄；中期武宗在位一个月就设皇庄七个（在位16年），后又达到三百多个，在他继位之后，皇庄占地总面积达三万七千五百余顷（主要在京畿地区）。以后的皇帝也置办很多。同时，亲王的王田也增多起来，其土地来源主要是靠奏讨、钦赐和夺买。宪宗在位时赐亲王四十次，每次都千顷至数千顷，其中赐给长公主田一次达四千顷。外戚张延龄的王庄占地共达一万六千顷。并且王庄随封王在全国各地都有，如四川、云南，江西等地的王庄也占地很多。
皇庄的土地多数出租，田租称“庄田子粒”，规定不超过三分，实际都超过。加之庄田由太监或军校代管，仗恃欺人，对耕种者的剥削、压榨更加深一层。
尤为重要的是，皇庄庄田的增多，是伴随着整个社会上富豪兼并土地的日趋激烈、土地集中的加剧进行的；皇帝、亲王、官僚、富豪诸兼并力量交织在一起，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明中叶成化间，大同、宣化、北直隶的良田一半被豪家占领（续通考二），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福建一些地区十之七、八的土地被外地地主占去，本地农民成了佃农。
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也破坏了屯田制度，从王侯到大地主，都用种种办法侵占屯田卫所的土地，不少官宦把士兵“私役在家，侵其军粮”，使屯田“田归豪家，赋累贫家”。如陆西镇宋太监王贵占官田百余顷，私役军丁九百名。明初军粮主要靠军屯供应，到弘治时只能从国库支付了，天下屯田被“侵占盗卖十去其五”（《明经世文编》之三）。这不仅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削弱了边防力量。
皇庄、王庄土地不纳税，屯田破坏也减少了财政收入；而皇室消费也有增无减。明朝初年“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到嘉靖末年已达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位，[孟德斯鸠认为皇室人口的增加即是财富的增加，这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以及军费等费用也一直在增长。财政收支逆差增大，如嘉靖二十九年，中央财政收入一千万两白银，而仅军饷、修要塞所需支付，两项即需要一千三百万两。嘉靖以后每年财政亏空达数百万两，积累已超于零。
总之，明朝中叶政治上内阁倾轧、宦官专权，经济上土地集中加剧，剥削加重，从统治阶级内部到国家与臣民、地主与农民之间，矛盾一直很明显，整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二、张居正的政治改革
明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张居正的改革，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统治。
1.张居正（1525—1582年）
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隆庆六年（1572年）为内阁首辅。为内阁首辅时，隆庆皇帝已死，新即位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出任内阁首辅，先后执政十年，尽力辅佐小皇帝，以天下为己任，实行种种改革，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项：整顿吏治 在整顿吏治方面，张居正提出有名的“考成法”，规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门，凡属应办的公事，都要根据事情缓急，立定期限办理，设置文簿登记存照，依限办完注销。又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六部的监察机关）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若地方抚（巡抚）、按（巡按）行事迟延，则部院纠举；部院注销文册有弊，则六科纠举；六科奏报不实，则内阁纠举。明朝本有考核成宪，但年久因循，虚应故事，已成空文。张居正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考成法实施以后，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时大小官员皆不敢玩忽职守，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往昔因循苟且之风为之一变，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整饬边防 在整饬边防方面，张居正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改善同蒙古的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命名其城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并在大同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与蒙古进行贸易。又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俺答受封以后，约束各部不来犯边，于是西北边塞安宁，二十余年没有战争。戚继光在蓟门十六年，因受张居正倚重，得以展布才能，经营规划，守备强国，边境无事。李成梁在辽东屡战却敌，多所立功，至封伯爵。兴修水利 在兴修水利方面，张居正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使河永不再入淮，大大减少了水灾，保障了农业生产，多年弃地得以变为良田。清丈田地 清丈田地是整顿赋役的一项措施。明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大量占有田地，又以种种手段，隐瞒田地与人口，逃避赋税和徭役。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赋役，而且官僚地主所逃的赋役，官府还要洒派小民负担。因而，“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赋役不均是个严重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张居正提出在全国清丈田地，凡各府、州、县的勋戚庄田、民田、屯田、职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此项工作由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进行，开始于万历六年（1578年），告竣于万历九年（1581年）。田地清丈的结果，总计全国田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增加了三百多万顷。这个数字有浮夸之处，因为有些官吏改用小弓丈量田地，以求增加田额。但这个数字中确有增加的部分，即清查出了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税现象，改变赋税不均状况。
2.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整顿赋役的最重要的措施，主要是解决“役”的征收问题。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赋是以土地为对象征收的，按田亩计算；役是以人为对象征收的，又分为按户和按丁征收两种。按户所征的役，叫作里甲，按丁所征的役，叫作均徭。在征收的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实物和劳役折银的只是小量的。这种赋役制度是和商品经济的不发展相联系的。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劳役，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只有直接向人民征取。但是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在嘉靖十年（1531年）时就出现了一条鞭法，当时只在局部地区推行。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不久，一条鞭法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全部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摊入田赋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则将户丁银按田赋和按丁平均分配。
总之
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第三，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第四，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一条鞭法主要有三点进步意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多数总是在地主一方，而户丁的多数总是在农民一方，现在把户丁银的一部分摊入田赋征收，自然就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这就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一概征银，这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又反转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